中国社会养老现状不容乐观

2019-08-20 04:51:13 来源: 邯郸信息港

中国社会养老现状不容乐观

年近六旬的赵良羚,把20多年来的心血都奉献给了养老院。可如今她多少有些遗憾,因为当自己需要养老时,北京还没有一家她 看得上 的养老院。

赵良羚现在是一家民办养老机构的顾问。从1986年起,她先后参与创办北京市社会福利院和第五社会福利院,并在五院院长任上退休。她见证了这些年中国养老事业的发展。

前不久,她应邀参加 中欧社会论坛之养老战略国际高峰论坛 。论坛上,中国代表们发现自己发言时,来自法国、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的代表常常一脸茫然,双方交流起来 非常困难 。

赵良羚提醒大家, 这不是语言有障碍,而是现实有差距。我们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。

老人这头 的分量可不比 孩子那头 轻

中欧社会论坛举行的同期,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《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。其中指出,截至2009年底,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.6714亿,占总人口的12.5%%。

这是我国首次公布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。在中国社会福利协会副会长、天津市鹤童老人福利协会副理事长方嘉珂看来,欧洲是在富裕后变老的,而中国是在刚刚富裕甚至还没富裕时,就已经老了, 但我们还没有完全作好准备 。

目前,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的床位总数只有266.2万张,仅为老年人口数的1.6%%。方嘉珂指出,即便是这个比例,也依赖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这几年的快速发展, 前几年甚至还不到1%%,只有0.8%% 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介绍,基本养老服务主要是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,按照惯用的计算方法,失能失智老人约占老人总数的10%%。床位数与老年人口数的比例,在欧洲的平均水平是5%%~6%%,在养老服务比较发达和完善的美国,则达到15%%。当然,在这些数字背后,还有相对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作为支撑。

目前,北京的这一比例接近3%%,远超全国平均水平。但实际上,城区的公办养老机构几乎全部满员,老人要想进入已非常困难。

天津的300多家养老院中,真正财政全额拨款的只有3家。方嘉珂介绍说,老人要想进这3家养老院, 得找人写条子,还得分条件,有身份、有钱、身体还得健康。生活不能自理的,得自带保姆。即便是这样,也还得等老长时间才住得进去 。

他情不自禁地感叹,现在大家都抱怨 入托难 ,父母为孩子进公立幼儿园得排几天几夜的队。整个社会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 孩子那头 ,而少有人关注,老人要进公办养老院,常常需等上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。

其实老人这头,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呼吁。 方嘉珂强调道。

本需要 雪中送炭 ,却总在 锦上添花

2009年,中央财政安排基本养老保险补助1326亿元,同比增长69.7%%。从这一增幅中,可以看出国家对养老的重视。与此同时,在养老机构的硬件建设上,国家也加大了投入。

不过在杨团看来,与当前我国社会养老所需要的资金相比,目前投入的资金不仅 非常有限 ,而且还 投错了方向 , 好不容易有了点钱,却大都用来建豪华养老院了,这加剧了目前的紧张局面 。

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阎青春在参加中欧社会论坛之前,刚检查了十几个省市 十一五规划 养老方面的执行情况。他发现,在谈及未来发展时,各地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要建示范性养老机构。

所谓示范,就是盖得越豪华越好。 杨团如此解读。她认为,应该用同样的钱,建一些硬件达到基本标准的养老院,这样才能有效地增加床位。

方嘉珂点明了问题的实质: 我们原本处于一个需要雪中送炭的阶段,人们却更愿意锦上添花。

赵良羚则从自己的经验里,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 政府修建示范性养老院,不仅很难有所谓的示范效应,而且还会因为收费不体现市场价格而 搞乱了市场 。

她担任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院长时,曾算过一笔账。以当时院里的条件,每张床位每月需收费2500元,但因为政府补贴,实际对外收费仅为1200元。即便是这个收费水平,当时很多人也难以承受。而条件与此相当的民办养老院,收费必须达到每月2500元才能维持运营。

如此一来,不少经济收入低、需要社会照顾的老人进不了公办养老院,有一定支付能力的老人,却进入示范性养老院享受了二次分配。同时,民办养老院则在公办养老院 不计成本 的价格面前,因为收费高而床位闲置,不仅得不到发展,甚至难以为继。

赵良羚现在经常进行反思,在她看来,政府更应该做的,是建设普惠型的养老院,满足底层人员的需求。

毕竟,中国目前的失能老人达940万,部分失能老人约为1894万。他们中的不少人,需要有一个去处。

方嘉珂在考察时曾看到过这样一幕。一所政府投资建设的老年公寓,由于收费比同档次的民办养老院甚至旅馆更便宜,某些家庭里有一个老人,儿女便和老人一起住进老年公寓,把自己家的房子出租。

把集中的注意力和投资的重点方向瞄准在养老机构的建设上,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区。 阎青春在论坛上明确指出。

他的话音未落,与会的意大利学者回应道: 这也是我们走过的弯路,意大利在1970年代以前就是这么做的。

杨团等从事养老问题研究的学者,曾经向有关部门指出这个 误区 ,也曾提出相关建议。但终她看到,虽然中小城市养老床位的缺口更大,有关部门在去年和今年还是把大部分相关经费给了大城市。其中拿到钱的4个大城市,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出要建豪华养老基地。对此杨团摇头叹息: 省里市里都是把养老基地和其他建设项目一样看待,作为政绩工程来搞的。

阎青春在检查时,曾问各地官员,假如不建示范性养老机构,换一种投入方式,是不是可以带来成十倍甚至百倍的效益?令这位副主任不解的是,谁都不回答他的问题。

他只好把这归结为思维定式和部门利益在起作用。 部门利益在里面作祟时,肯定不可能使国家有限的养老资源发挥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 他说。

地需 归位 ,人需 扫盲

方嘉珂感受深的是,政府一说支持养老事业,就是多给钱、多盖房子、多加床位,至于床上住没住人或者住什么人,则很少过问。

在天津一家养老院里,他看到的是清一色的健康老人。并且这100多位老人,拒绝任何一个失能失智老人住进来。这就 把养老院硬生生变成了旅馆 ,外面一群 老无所依 的人,只能眼睁睁看着里面一群人 老有所乐 ,方嘉珂对此非常不解。

他更不解的是,走了全国不少地方,像这样老人住在里面 吹拉弹唱 的养老院,并非个案。杨团在调研中也有类似的发现 公办的养老院,条件好,但不愿意收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。

在她的知识体系里,这样的养老院更像是活动中心,而非护理中心,也不包含在她所理解的那个 养老 概念里。

在杨团这里, 养老 包括钱和服务两个层面。通过缴纳养老保险,一些生活能自理的老人,只要不生病,钱就不再是问题。

而问题在于,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基本养老服务。国际上,这种服务被通称为 长期照护 ,是欧美国家养老体系的重心所在,主要针对失能失智的老人。但在国内, 不是不到位,是根本连词儿都没有 。杨团介绍说,在不少养老院,老人一到不能自理就被轰回家。尤其是一些郊区和农村的养老机构,宁愿让床位空着,也不让失能失智的老人住。

这不能完全怪养老院,他们根本就没有专业的护理人员,也就没法收不能自理的老人。 她认为,目前所谓的护理服务,做的其实是保姆服务,上门做饭、洗衣服等,真正的护理服务完全谈不上。

方嘉珂断言, 任何开旅馆的都能干这个(指办养老院) ,国内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水平目前还处于扫盲阶段。

他曾在北京对照护人员进行过免费培训。一次培训课前,他向课堂上一位操外地口音的中年妇女了解情况,对方告诉他,自己此前一直在北京捡垃圾,后来垃圾不好捡了,才到养老院做护理,如今被院里送过来培训。

这让方嘉珂哭笑不得。在他眼里,护理是件很专业的事情。1992年,他到奥地利行医时,先后到当地和德国的养老院参观。他发现德国规定,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除了要具备专业知识,还需要与老人有相同的文化背景。作为一名医生,他在这里可以行医,但根本没机会到养老院工作。

中国有关部门在2002年曾颁发《养老护理员职业标准》,原本计划在3~5年实现持证上岗。如今8年过去了,阎青春表示, 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。

正在逼近的风险

专业服务的缺失,导致了目前一线城市里 有钱也买不到服务 的局面。方嘉珂原本以为, 老革命、老干部、老专家 这 三老 不会为养老犯难。后来深入了解后,他才发现,北京不少高干在晚年都需要专业的照护,他们不差钱,但能提供这种服务的地方太少,他们只能在某些大医院 压 着床位。

如果养老服务能跟上,就不会造成目前这种高端医疗设施的浪费。 方嘉珂说。杨团则把话说得更直白: 不管高干低干,老了全都一个样,该瘫痪就瘫痪,该痴呆就痴呆。 在她看来,的问题是 根本没有长期照护服务 ,而不是收入问题,因为 收入再高,没照护也是死路一条 。

中小城市和农村的状况更不容乐观。几年前,杨团曾到天津的农村调研。在那里,她看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,瘦骨嶙峋,天挺冷,但老人光着身子面壁躺着,身上盖一床大棉被,破碗里装着半碗剩饭,放着半碗水, 跟喂狗似的,没有人照看 。

有人指责老人的五六个儿女不孝,方嘉珂不这么认为。他知道 百善孝为先 ,但他也知道 久病床前无孝子 ,用专业的话说,这叫 照料疲劳 。

时间长了,谁也受不了。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的照护服务。 方嘉珂解释道。

杨团则总结说: 目前这种赡养老人的方式,实际上是在虐待老人。家庭赡养实在不行,一定要走向社会赡养。

这几年来,方嘉珂不断在各种会议和论坛上提 长期照护 的概念。他认为老人在生命晚期大都会失能失智,无论这个时间是长是短,都需要让老人的这段人生,活得有尊严。

这也是赵良羚所持的观点。或许是对养老的期待较高,她说,目前还没有自己看得上的养老院。不过,让她觉得安慰的是,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, 出人意料地 进入了国家的 十二五规划 。此外,我国也正在考虑推出护理保险。

德国等欧洲国家推行多年的经验表明,护理保险可以有效分担家庭的风险。杨团认为,直面这种风险,在中国已经刻不容缓。因为代独生子女的父辈们已步入晚年,这就意味着,一对夫妻要赡养4个甚至更多的老人。很多时候,他们无力承担。

一组不可忽视的数字是,中国80岁以上人口已达1899万,今后还会以每年100万的速度增加。而人越老,需要长期照护的比例就越高。

国家和社会应该承担,不能全推给个人。 杨团强调说, 否则,目前还能撑着,再过20年就根本没办法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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